中国新闻周刊消息，高额彩礼整治，连续多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，亦是全国两会持续聚焦的民生议题。今年全国两会，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第四次就此提交建议，在“低价彩礼不超过当地人均收入2至3倍”的基础上，提出相邻省市之间要联动治理。

2021年以来，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六年点名整治高额彩礼。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新增了“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”的表述。

在石炳启看来，这一变化，直指当前高额彩礼治理中的突出矛盾。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，随着人员流动性加剧，跨省婚姻日益普遍，而现行治理仍停留在县域甚至村域层面。

“单靠一村、一镇、一县甚至一省的单打独斗，都已经不够了。”石炳启说，治理半径与婚姻市场半径的错位，正在削弱既有政策的实际效果，这也是他提出相邻省市之间联动治理高额彩礼的现实动因。

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 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联动治理

石炳启的判断，源于基层实践。除了全国人大代表，石炳启还是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。河间市也是民政部在2021年公布的首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。

作为基层高额彩礼治理的亲历者，石炳启发现，彩礼问题具有区域性，若一个村单独推行低彩礼，而周边村镇仍坚守高价彩礼，政策难以落地生根。

基于本地实践，以及多年来对全国200多个村庄的调研，石炳启围绕省市毗邻地区联动治理高额彩礼，提出了自己的思路。

重中之重是强化顶层设计，“明确由谁牵头、哪个部门负责、如何协调”。石炳启说，省与省之间要有对应的责任部门，比如文明办、民政部门等，要明确分工，形成对口沟通机制。两个省如果重视程度不一致，就很难推进，只有政策统一、宣传同步、步调一致，才能真正落地。

他特别强调，跨省联动并非只能依靠省级层面协调，毗邻县之间也可建立直接沟通机制。“比如河北与河南边界的县市，可搭建常态化联系平台，形成‘省级大循环+县域小循环’的协作格局，关键是要有‘娘家’，有牵头单位、有明确抓手，否则就会流于形式。”

石炳启以自己所在的河间市举例，2021年，河间市环绕城区的9个乡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联合会，根据经济水平和实际风俗习惯协商定下了低价彩礼的标准。河间市成立由市、乡、村三级书记任组长的婚俗改革实验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移风易俗工作。

而作为村干部，石炳启认为，应定期召开跨村联席会议，交流移风易俗中的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分享高额彩礼治理在本村落地的具体做法和成效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同时，建立跨村红白事信息通报机制，对涉及跨村的婚丧嫁娶事宜进行联合监督，及时发现和劝阻违规行为。对于因彩礼、习俗等引发的跨村矛盾，由双方村干部共同介入调解。

配套方面，石炳启指出，政府部门之间也要发挥对应的职能作用，例如文明办解决大龄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，人社部门开展技能培训，纪委监委等部门整顿服务市场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。

至于如何保障治理成效，他认为关键在于纳入考核体系。在河间，婚俗改革已被纳入乡村治理积分，并作为乡村振兴、人居环境整治等各项评比的依据。石炳启认为，在未来跨省联动治理中，也需要进行省级考核乃至国家层面统筹，以压实责任、确保执行。

石炳启介绍，大庄村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包括将红白事纳入村“两委”班子管理并制定明确礼金、宴席标准；通过公告、广播、村民大会等多渠道宣传低彩礼理念；全程跟进婚礼并季度评比，对践行低彩礼的家庭给予荣誉和福利奖励等。

如今，大庄村乃至河间市的婚俗氛围已明显改善，村民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：彩礼越低越光荣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大庄村坚持推行低价彩礼八年，村内31对新人都选择了低价彩礼。

按人均收入确定彩礼上限

彩礼标准的设定，是高额彩礼整治中的另一核心难题。

石炳启注意到彩礼问题，始于他2018年退休回到大庄村任职时。这个以种植蔬菜和树苗为主的农业村，人均年收入仅约1.8万元，但彩礼金额普遍在18万元至19万元，个别家庭甚至高达30万元。

“越是经济困难的家庭，彩礼反而越高，不少村民攒钱多年才能勉强不负债娶亲，借债结婚引发的家庭矛盾时有发生，有的家庭婚结了，债没还完，家就散了。”石炳启调研走访了200多个村庄，根据这些村的村民收入，他对彩礼标准做了初步划分：30万元以上就属于天价彩礼；高额彩礼定为8.8万元以上；一般彩礼在6万元左右；低彩礼为6万元以下。他统计发现，天价彩礼占到百分之七八，但是高额彩礼比较普遍，占比达50%左右。

关于低价彩礼的标准，石炳启强调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，无法设定全国统一上限，即便在同一县域内，不同乡镇也可以制定不同标准，不应“一刀切”。

他建议以当地人均年收入为基准，控制在2至3倍区间内。以大庄村为例，人均年收入2.5万元，以2倍计算，彩礼上限设定在5万元，相当于两年的收入。这样的标准，也被写入大庄村的《村规民约十要十不准》中。

他进一步解释，如果仅以一年的收入作为标准，可能难以覆盖婚礼相关的礼节性开销，比如购买婚饰、置办婚礼用品等。对于农民家庭来说，用三四年的收入来支付彩礼，可能影响他们的生产和投资决策，意味着没有余钱去从事其他投资，比如盖蔬菜大棚、开店铺、创业等。一旦错过发展机会，家庭改善生活，甚至致富的可能性都会被削弱。

因此，在石炳启看来，两至三倍是兼顾习俗、民生与发展的均衡选择。这样既保持对婚姻的重视传承习俗，又能为小两口组建新家庭，保持婚姻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经济支持，让男方家庭有所表示的同时，也避免因高额彩礼令家庭陷入债务危机。

而针对毗邻地区人均收入不一致的现实矛盾，石炳启给出了灵活解决方案：“就低不就高”，即当双方所在地标准不同，以金额更低的一方为准。

他进一步解释，若允许“择高而行”，容易出现利用地区差异规避约束的情况，使治理效果被削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原则在婚姻协商阶段就确立了明确边界，减少对高额彩礼的心理依赖。

原标题：人大代表谈天价彩礼，“债没还完，家就散了”

编辑：王乙竹    责编：秦雨     审核：杨四海